“一位教育者教育出来的孩子可能与他们设定的目标完全不同，从这个意义上看，可能是因为教育者的愚蠢。” 在1926年出版的《教育与美好生活》中，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写下这样一句话。
罗素是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同时也是著名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1890年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曾两度在该校任教，1908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罗素的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等，关于教育方面的观点，集成在《教育与美好生活》之中。
虽然罗素不是教育家，但据《罗素传》作者、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哲学教授瑞·蒙克的说法，他在教育领域初试牛刀的这本《教育与美好生活》，“从商业的角度看，是罗素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教育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20世纪20年代，经历过一战的英国处在帝国最后的辉煌，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社会各方面都亟待变革，教育自然也不例外。与盲目的宗教崇拜、爱国主义高度捆绑的传统教育，和声势越发浩大的现代民主思想产生了激烈矛盾，心理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则向人们展示了通过科学育儿将人类从原始的破坏性激情下解放出来的全新图景。“教育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句话在当时远远不只是一句口号那么简单。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罗素写下了《教育与美好生活》。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我们的教育目标以及教育的一般性原则，包括：教育中的民主因素是必要的，好的教育方式必须是可以推广普及的，等等。由此出发，罗素指出了现行教育中的诸多弊端，并强调儿童应该是教育的目的而不是手段，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养理想的人格，智力教育则是让孩子形成独立判断与思想的关键。
第二部分探讨了品质教育，罗素认为孩子6岁前的早期教育是塑造人格的黄金期，其中活力、勇气、敏锐、理智是理想人格的基石。在实践层面，他针对消除儿童恐惧、如何培养儿童的建设性、自私与财产观念的划分、诚实与惩罚、性教育等关键议题，厘清误区与正确观念，并提出了培养和纠偏的方法。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智力教育，罗素非常强调对儿童智力的培养，认为智力教育要获得成功，离不开这些品质：好奇心、开放心态、专注、精确等，并由此探讨了14岁之前的全面式教育和之后的专业化教育应当注重的方面。
讽刺的是，罗素在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后来反而成为了针对他自己的武器。曾经对教育充满了乐观期待的罗素，在真实生活中很难算得上是一位好父亲。看来，“知易行难”四个字对“世纪智者”来说同样是绕不过去的人生血泪。
憧憬与乐观
罗素于1872年出生在当时英国最著名的望族之一。他2岁时，母亲死于白喉。几天后，姐姐死于同一种疾病。父亲因妻女的离世备受打击，一年半之后也去世了。年仅3岁的罗素随即被送到祖父家，三年之后，祖父也告别了人间。亲人的相继离世，给罗素的心里种下了恐惧的种子。在自传中，罗素表示他儿时“很容易产生罪孽感”。这种情绪显然影响了他未来对教育的认知。
1921年11月16日，将近50岁的罗素终于当上父亲。儿子约翰的出生给了罗素的人生“一个新的情感中心”，至少在头10年的时间中，他是罗素最大的希望和幸福源泉。1930年，罗素曾向一位名叫海登·奇而奇的记者列出他判断自己的人生是否成功的四项因素，其中第三项便是“子女是否取得成功”，足以见得他对自己作为一名父亲的期许。
罗素的教育观受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现代心理学影响颇多，这一点在《教育与美好生活》中可见一斑。不过，对于这门刚刚兴起的学科，罗素的态度似乎过于乐观和笃定。他将现代心理学视作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力量，认为按照科学的心理学法则抚养长大的孩子，可以远远超越传统教育之下的老一辈——“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在一代人之内打造一个太平盛世。”
1926年，罗素出版了《教育与美好生活》，将自己长久以来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以及从其他心理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写进书里。同年年末，罗素和妻子朵拉开始着手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按照他们自己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创建一所学校。他们的一双儿女约翰和凯特，既是这所学校的愿景核心，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更大理念的试验品。
就像每一个被父母当作教育案例来标榜的孩子一样，约翰和凯特从这一刻开始，所背负的就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人生。在凯特的记忆中，1927年夏天，也就是去灯塔山学校上学前的最后一个夏天，他们过得非常快乐，类似于亚当和夏娃在失去伊甸园之前度过的时光。她说，上学之后，她和约翰便“失去我们童年的快乐”。
灯塔山学校的许多做法借鉴了罗素在《教育与美好生活》一书中极力推崇的玛格丽特·麦克米兰管理托儿所的理念，如强调健康膳食，进行户外锻炼，尽量保证教育自由。学校的学术水平非常高，课程也算有趣。后来凯特回忆起她和约翰在灯塔山学校的时光，认为学校在思想方面很自由，但在情感上，却给他们身处牢狱之感。尤其是约翰，他天资不如凯特高，软弱内向的性格又让他成为其他学生霸凌的对象。由于罗素夫妇不愿在学校表现出对自己孩子的偏袒，约翰的处境越发艰难。
失败与逃避
另一件对约翰和凯特伤害极深的事是罗素与朵拉的离婚官司，这场堪称丑陋的拉锯战从1932年持续到1934年，给家庭中的所有成员（甚至是当时还没有来到这个家庭的人）造成了一生难以磨灭的影响。
约翰在面对父母的婚姻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默默逃避，只说大人们想听的话。但此刻，情绪的炸弹已经埋下。后来，罗素在与第二任妻子离婚的时候，一向沉默的约翰一反常态，就父亲与继母的婚姻危机屡次发声，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告诉家里所有长辈，他们“一直没有以文明的方式行事”。
约翰写道，如果父亲和继母对离婚问题拿不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那么，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将会重蹈覆辙，像约翰和凯特一样，不得不“为他们的父母的利益，否认自己的利益，压抑自己的感情。这其实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充当他们父母的父母”。
成年后的约翰在事业和家庭两个方面都不顺遂。1954年，在处理与妻子的离婚案期间，约翰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医生诊断他“罹患严重精神病”。
《罗素传》作者瑞·蒙克教授写道：“曾几何时，他（罗素）竭力让自己相信，通过采用‘科学心理学’来抚育自己的孩子，他可以克服这种恐惧。他可以让儿子不仅心智健全，而且成为心理健康的楷模。事到如今，尽管他在《教育与美好生活》和其他许多文章中大谈适当的抚育方式形成的效应，却不得不面对这个他不愿看到的最残酷的事实：根据接受了‘心理科学’——他曾经对它寄予厚望，认为它给他和社会带来希望——训练的人士判断，他的儿子精神失常。”
事实上，罗素的余生似乎一直在逃避约翰患病这个事实。在他的自传中，仅有最后章里简单提到过一两次儿子的病情，但从未展开谈论具体的病状，更未流露出他作为一个父亲对此事的私人情感。在约翰患上精神疾病后，罗素甚至不太愿意见自己这个儿子了。不仅如此，他还极力阻止约翰的三个女儿和她们的父亲接触，以免受到不良影响。
罗素老年时承认：“我现在觉得，我当初建议的培养婴儿的方式过于严厉。”约翰的成长不仅未如罗素所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成了罗素最恐惧的样子：才智平平，胆小内向，焦虑不安，深受精神疾病困扰。
重拾教育的力量与希望
作为20世纪建树卓著的思想家，罗素在《教育与美好生活》中传递了许多充满前瞻性的教育理念。无论是他对教育中民主与自由原则的主张，对儿童主体性的强调，对早期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对父母过度干预与强迫的警觉，不仅对当时的人们极具启发，直至95年后的今天也不显得过时。然而作为教育实践者的罗素，却未能如他期许的那样成为一个好父亲。不过，或许在他试图通过儿子来证明自己的教育主张时，就已经违背了自己所强调的“儿童应该是教育的目的而不是手段”。
罗素对教育的笃信与乐观，在今天看来令人不胜唏嘘。他认为，教育不仅仅是对某些年轻人的关照，更是对全人类卓越之处的培养——“这些孩子没有扭曲变形，而是率真、坦诚、慷慨、博爱而自由的。他们的激情将扫除我们因自己的懒惰、胆怯、冷漠和愚蠢而忍受的残酷与痛苦。是教育给予了我们这些恶劣品质，而我们也必须通过教育去获得与恶劣品质相反的美德。”
这样的梦想，并未如罗素曾经所许愿的那样，在一代人之内就能实现。时间走过近百年，我们在罗素对传统教育的批评中，依旧可以看到当下的影子，而时代早已带来全新的挑战。2020年，人们大谈教育的内卷，可悲的是我们不仅对此无计可施，甚至连希望都已式微。也许是时候回望过去，在经典中重拾教育的力量与希望了。
